察言 ’ 目录归档

定性之眼(4)

上周末到了河北某个小城市,大致把北京的模式照搬,只在访谈逻辑上进行微调。可以预想到的是,这些人跟我们平常周遭生活经验中的人很不同;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根本没法控制时间,几乎每一场都超时,严重的时候超时近一小时。原因很简单,对于我来说他们太陌生了,我几乎必须要一点一点的,把我既有的思维框架打破,然后尝试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去建构一个他们的大致框架。这个框架在离京之前我们只是尝试去描绘了大致的轮廓,而在实地见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轮廓从细处描清楚,如果有可能再尽力着色。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场结束我都能感到自己大汗淋漓的后背,然而这可是在深秋的华北小城,一个人盖着厚棉被睡觉都觉得冷的季节。

第一组最有意思,有超市推销员,有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有汽车推销员,有电话销售……这应该是一群最不容置疑的「小白」,是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却很少有机会去认识的一群人。不过我在其中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举我跟台大的朋友的一段对话为例子:在台湾人认为的成功的样板的一种可能是,考上建中或者北一女,然后进入台大医学院。我想了解的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的成功样板是什么?然后那个超市推销员非但不直接回答我,反而来反问我:「对于我们来说你应该就是成功人士吧,你刚才还提到去台湾,你的眼界应该比我们宽多了。那你来说说你认为的成功生活是什么好不好?」顿时气氛尴尬至冰点,一来访谈中最忌讳反问,因为主访的人应当是「不存在」的,被访者才是一场访谈中绝对的主人公,发问的人只负责话题和走向,不负责内容;另一方面,她的一番反问将我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一瞬间一张桌子上凭空升起一扇冰冷的透明玻璃,将桌子隔成了两个世界,于是,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共鸣的基础被击碎,我再努力也无法让他们将我当成「自己人」,回天乏力。

另一方面,我们选取了一些广告视频去测试。大致分为几类。A,几乎无语言解释,无明显提示,很难看懂,但是看起来很有创意的广告类型(以google为代表)。B,煽情牌,明确或者不明确的故事为主线,最终归于一个看似有逻辑实则毫无逻辑的结论。C,非常直白的说明性广告,甚至在我看来都有点恶俗了。然后我们几乎可以发现在北京和小城市都会有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大家都认为「能看懂,才是好。」也就是说,在「优劣」、「好坏」这样的评价体系前面,自己的智力水平、知识积累是前提,再好的创意、再美的配乐、再完美的视听语言都是白扯,看不懂都是狗屁,都可以被骂死。每个人都在捍卫自己的「智商」与「知识储备」。然而越是(综合)能力低,社会地位低的人,这样的「捍卫」对ta而言就更重要起来,因为他有的本来就不多,同时,任何一点点的judge,都可能是他无比珍惜的小天地,也因此,往往是极端平常的对话,也会无端的上升到「尊重」的层面。

「理解」本来就是狗屁。我怎么可能凭着我的想象去体会我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之中的幸福与疾苦?而对方的表达又在其能力框架之内,很多时候ta自己都没办法恰如其分的表达其想法,ta甚至没法去确认自己想的和说的有多大关联的时候,我又如何确信我对于理解ta的尝试是循着正确方向?同时,我也有我自己的能力限制,就更加使得这个过程如同泥菩萨过河,前一秒钟还觉得自己能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后一秒钟已经陷入自身难保的尴尬之中。

琐事台湾(1)

大半夜脑子停不下来,记几件在台湾的趣事。

跟台大某高材生聊天。我来说几个他的标签:父亲是美国归国的博士、从小在总统府旁边的小区长大、建中、台大、刚服完兵役回到台大读博士,深绿。

我问他,我说到底我们谈到「蓝」和「绿」的时候,各自的阵营立场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我以为只有像我这样成长在一党执政的国家的人才想不清楚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确实是去「请教」的。

他作为一个「深绿」人士,经常参加各种游行,在我的逼问之下,回答不出来。

然后我追问:关键的不同是否在于是否持「回归」?

他说其实也不是。他说「深绿色」也未必就一定要独立。「深绿色」就只是意味着不畏强权,你看我们的「总统」最近又干了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就要奋起反抗。

我问,那如果民进党做了同样的事情呢?你们还会去反抗吗?他想了想,还是说,会。

我的理解是,所谓的「深绿」,只是对国民党独裁时期高压政治的一种畏惧和反抗。而在国民党当权时期,则「反抗」成了一种姿态,甚至是一种带有优越感的「自我认同」。

那么,当天空变成绿色的时候,怎么办?

他说,前几天有台湾人参加大陆的「中国好声音」,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中国台湾人」,回到台湾被骂死了。

那他怎么说才可以?

他可以说「台湾人」,或者「中华台北」,但是不能说自己是「中国台湾」。

可是我看到中天娱乐每天在强势推「中国好声音」。我说这个节目好牛逼啊,居然可以以「中国」在台湾自居。

他说,我们只是觉得在看一个引进的娱乐节目而已,在我们看来,来自大陆的节目和来自韩国的节目没什么不同,是「别人」的节目。

然后我说,我看到台湾到处都有「中正路」、「三民路」,以及「重庆路」、「南京路」等的时候,最大的体会是,台湾人民一直以来都生活在蒋家溃败的阴影中,无法自拔。你们真可怜。

他说,这些地名对我们的父辈来说也许还代表着曾经的「家乡」、「乡情」,割舍不断的情缘。但是对我们这一辈来说,他们就是一条路的名字,你知道吗?台大附近就有一条路叫做「罗斯福路」。我们认为「罗斯福路」、「中正路」与「南京路」一样,只是路名而已。

看来只有我这样的大陆人,对那些地名熟悉而亲切,像是在复习自己的知识与记忆,去了陌生的地方像是在巡视自己的疆土般荣耀;于是我又在自作多情。老毛病又犯了。

不过那个曾经宣称庄重与权威的「中正纪念堂」的牌匾还是在陈水扁时期被强行改成了「自由广场」。

「微观史」与一个梦醒人的一生。

——读《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有感

去广州来回的飞机上,我把《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读完了。这本书今年8月才出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边儿上的万圣书园看到这本书在新书推荐的架子上,毫不犹豫的买下来,用了大约6个小时读完。

这是一本由女性学者牛津大学沈艾娣教授写作而成,在西方学界享有颇高的知名度,译者是一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女性。不仅是因为本书的写作风格,翻译也看得出译者阅读量挺大,加上写作的内容我很感兴趣,因此读起来不难,反而因为旅途的单调无聊,更加增加了本书的精彩。

女性作者,女性译者,却在书写一个生于清末山西太原的一个读书人的一生。作者在书中不无调皮的说到「我怀疑他(刘大鹏)是否愿意被一个异国女子研究」。我想本书写作的对象清末的刘大鹏在写日记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他的日记被流传的如此之广,不仅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手抄本,而且在身后,他的那些日记成为了研究清末社会、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重大变革的社会影响重要资料来源,而现在刘大鹏的日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据译者赵妍杰说,这些日记已经变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了。(译后记,P162)

微观史

对我来说,这本书让我有收获的部分是研究方法(写作方法)的部分。作者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微观史」。关于微观史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有简单的介绍:「对一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P2)企图「通过在文化语境中分析一件件看似不重要的事件来阐释更广阔的文化面相。」(P3)「它们并不是案例研究——通常用一个例子证明、证伪或者推演一个更大的理论。相反,它们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解释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P4)

我们对一个人一生的书写能客观的透视文化、社会、历史层面的结构性、时代性、群体性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电影、传记等文学形式,然而《梦醒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通俗文化的产品,而是一本被用于西方很多高校的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这样一本严肃的学术书籍,从一个小人物来切入的合理性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宏大的主题,但是我将通过个人的故事来展现它们,因为这正是我感知这些宏大主题的方式。这一取向也让我能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在实践中互相影响。只有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才能看到孝道如何被践行、如何被政治变革影响;假如我们冒进到集体层面,我们将错过很多有趣的故事。」(P6)

作者也在自问:「刘大鹏的具备代表性么?」然后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刘大鹏的情况并不特殊。他常常提到和他处于相同困境的朋友,他的观念和思想正是从她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养成的。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有代表性而写他。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当阅读他的日记时,我感受到一种要把他还原为个人的义务。……在历史叙事里,为人常限于伟大的领袖、作家和思想家。刘大鹏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当他年轻时,他曾希望自己成为大人物,但像多数人一样,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P7)

我读研之后的阅读多跟中国近代社会有关,类似写作方法的书也有涉及,但是这本书带给我的阅读震撼经历却非同寻常,这也是我很想要把「微观史」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写作方法)拎出来强调的原因。作者确实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村民读书人(作者并不认为村民与农民有着直接的关系)切入来进行写作,然而跟着作者的思路往下读之后,便有仿佛自己也成为刘大鹏的一个朋友的错觉,而且对于刘大鹏故事的了解又如此立体和丰富的显现了跟他同时代的一类人,这类人可能跟他有着同样的社会阶层属性、读书品位等等,他们面对的问题、思考和困惑是类似的;在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活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当时他关心的社会议题了,以及他的大家族、亲朋好友的人生故事。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了解」,而是近乎于一种整理,将从前从祖辈口中提到的零星事件进行了一次整理和梳理的过程,这个过程解决了成长过程中疑惑多年的难题。我想跟我有着类似成长经历的人阅读此书的时候都会有相似感受的。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的资料来源为刘大鹏的日记和其他作品、已出版的地方史资料和口述访谈为材料。在此也可以看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不拘一格用方法是多么重要、

并且增加效率的事情。

大问题

沈艾娣教授对于山西农村读书人刘大鹏的一生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写作、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可以说,刘大鹏将主要的生命时间都用在这几件事情上,同时这个几个词也比较确切的概括了他几个侧面,即他的主要社会身份。相对于他同村村民来说,刘大鹏无疑是无比幸运的人,因为他得以在一生中兼具如此多的身份,尽管它们往往不是同一个时期。这也是李大鹏可以作为一个「微观史」的主角来进行书写的主要原因。

谈到读书与写作,「父亲送他读书是抱着他将来能中举以广光耀门楣的期望,儿时的刘大鹏也有哦“封侯之志”。于此对照,他的业师则强调了教育的目的是修身,尽管最终目标是为了治国做准备。(P37)」他一生做过「作馆」先生,在太古有钱人家当教书先生,之后又历数商人、议士等角色。在失落之于,他似乎从未放弃过。那么,除了谋生之外,一个古代读书人要怎么过贫瘠人生呢?

那是一个没有电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的时代。我经常都会觉得人生无可追寻,经常想放弃,然而刘大鹏却一直以儒家思想要求自己。在挑起家庭和社会的角色之外,他还尝试写作,把他自己积攒多年的最有底气也是他自我认同最强的一个角色,用写作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他在没有资助的前提下,编撰了刘大鹏版本的《晋祠志》:「正因为这项编纂完全是个人行为,并无任何官方的资助,刘大鹏才能同构其中一抒己见,甚至能记些个人的经历。……刘大鹏的《晋祠志》不仅是当地在特定某个历史时段非常详尽的描写,而且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P12)」

《梦醒子》中也时有对刘大鹏的家事进行介绍,比如分家,比如刘大鹏对自己父母的孝悌的恪守,「父母在世时,孝难免成为问题重重且颇具正义的美德,因为它必须建构在人与人之间;父母过世后,它的涵义就变了。(P61)孝心最终变成了行善。」以及在辛亥革命之后,他的子孙们对待他的孝悌的方式,多有变化,似乎时代的发展总是遵循趋势的逻辑,每每让我觉得这是在书写自己所处的时代。「刘玠一定成功的在父亲面前保持孝行,但是那个表现仅仅是为了哄父亲高兴而已。事实上,离开太原远道代县对刘玠而言是个解脱。刘大鹏知道刘玠酗酒,但是毕竟自己也喜欢小酌。但是每天吸两包香烟的刘玠却从未敢在父亲面前吸烟。晚年,刘玠开始抽鸦片;家人都知道,但是唯独刘大鹏从未知晓。(P67)」谈到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人的塑造,以及家庭关系对孝悌本身的影响的时候,沈艾娣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子辈们选择了「逃离」:「刘玠多数时间不在家,他已经尽力在父亲面前践行孝道,但是在表现的孝顺之下则是掩藏不住的忧惧寡欢。刘大鹏所追求的儒家家庭关系所体现的只爱亲情本来就不是容易做到的,这同年轻人吸收的新观念激烈碰撞之后变得尤其复杂。刘瑄和刘玠都以某种方式逃离了,而他们逃离的方式无不凸显了这一体制的情感约束力以及毁灭的力量。(P67)」

然而,生活中最大的「大问题」却不过生死,这一点沈艾娣教授和刘大鹏都无所避讳。在日据时期,刘大鹏有子孙为日本人做事,他的态度是:「刘大鹏认为尽管这样的妥协行为是可耻的,但是对亡国奴来说不可避免。……唯一的希望就是存活。」可见之后关于出身、成分等问题,刘大鹏早已给了自己的回答,尽管他的子孙中确实因此吃了大亏。

现代化

在《梦醒子》的后半部分,沈艾娣教授借由写这个清末读书人的失落。

李大鹏生于清末,经过多年的苦读中过举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贤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是他的人生理想。经由考功名这条路,他一生去过北京、天津,这也是比他的同代人幸运的地方,他知道在山西那条古栈道之外的世界的模样;同时,因为发生的时间太过特殊,生逢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等时期,他也将政府在逐渐抛弃已经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价值观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化的思想,「当政府为推进和儒家价值相背离的新政而大举征税时,人们愈发感觉到国家正在抛弃奠定其存在正当性的原则,而这让人们更加疑惑不解。新政始自科举考试同儒家经典的进一步疏远,以便——正如刘大鹏所言——国家选择精通西学的而非孔孟之道的人来为官治国。随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本身也遭废除。几天后,刘大鹏一觉醒来,感觉「万念俱灰」,因为他意识到入仕的希望至此已经全部破灭。(P71)……人们意识到废科举将改变社会流动的管道,而其他许多变化也必将随之而来。他们也知道像刘家那样已经在教育上投入很多的家庭将遭受最大的打击。(P72)」到最后,他本来已经拿到了进入统治阶级,至少是士绅阶级的入场券了,但却终于在新规则之下再度化作平民:「因为刘大鹏有着和邻居一样的烦恼,因此他变得更认同乡里乡民,当他入仕的希望变得当然无存时,家财也渐渐耗尽,刘佳的经济条件也无异于他的相邻们。他苦受着革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P93)」

这跟考学多年无法中举还不同,刘大鹏是获取功名之后,世界规则突然发生了变化,终于熬出了头的人却发现他的坦途被硬生生的堵上,自己由有声望的人逐渐走向了平民化、去声望化,多年的努力并非因为个人能力不及,仅仅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使得他再也没有办法享受自己努力所获取的功名,那种失落,「万念俱灰」。不仅如此,从个体层面而言,之后迅速被「西化」和「现代化」的世界,刘大鹏感受到的失落感,是被世界抛弃的那种大失落。少年时期的所学所见,在壮年却无地可施,甚至,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世界。最好的例子就是,曾经从晋祠镇去太原市要用一整天的时间,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太原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已经有了公共汽车,刘大鹏去太原的车程减到了几个小时。他一方面享受起便利,另一方面又无比失落。更遑论,之后革命频发,日据时期,国共内战,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土改,他都会觉得自己不断的被新世界抛弃。

从刘大鹏这个个体开始写,沈艾娣还提到时代性的变化:「很多现代物品到达乡村:人们可以看到太原县的年轻女子渴望得看着满街流行的帽子,这些帽子由卖毛巾、长呕吐女娲、肥皂和雅高的小商贩到处兜售……这些物品定义了其拥有者是一个现代人,而这些物品对越来越贫苦的农村人来说简直无法承担。(P130)」

然而刘大鹏这个个体的失落蔓延开来,时代性的失落便凸显出来。「山西村级工商业的衰落意味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经济恶化,并重新回到农业和传统的权力机构。(P129)」「20世纪早期,政府政策重塑了山西经济,通过干预将太原变成工业和商业中心。(P129)」在这背后是重整几年前的社会秩序,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来实现的:「赤桥工业的衰落不仅是将村民划归为农民的一部分,也是把农民看做过时“封建”生活方式的代表的过程,而这种生活方式江北现代化的工业时代取代。农民被认为是“落后的”(事实上整个山西也被认为如此),在大众思想中,农民和儒家的封建道德一样落后。到1950年代,几乎再也没有人从根源上批评现代的意识形态了,而刘大鹏在1900年的梦里就曾以其悖于入学而批评过它。大多数人变得认同现代化和工业化是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高生活水平的核心。这一模式的问题是,对村民来说,作为农民,他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甚至被此抛弃了。(P140)」

更加悲凉的是,当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村庄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他们几乎总用这些(阶级成分的)术语来回答我。某某人是普通农民、富农或者地主。只有进一步的问题或者偶然的评论才会解释这个问题中的人可能是村里的鞋匠、无地的造纸人,或者几个煤矿的所有者。赤桥村民在别人眼中和在自己眼中都是农民,但是这正误解了他们及其村庄的过去,那里几百年来一直是商业和工业而非农业占更主要的地位。乡村作为农业空间的观感,并且是需要国家将工业和商业引入的地方,这是源于欧洲的意识形态,被现代化着所接受。(P139)」对此,沈艾娣教授在书的结尾毫不留情的写到:「考虑到这一现代化的进程最终带来的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这可能是自20实际初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最好的、最合理的结局。这无疑给下一代更多的机会,但它也让人们背井离乡,破坏了持续多年的乡里。正如20世纪前十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现代化国家强势推进改革,而很少考虑到被卷入其中的普通百姓的感受和经历变革而付出的巨额代价。(P142)」至此,本书完成了从个体到社会层面的跨越,实现了从个人历史的挖掘到对于社会结构变迁,甚至是对于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的「现代性」的反思。

现在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两条叫做「晋祠路」的主要干道,一条是晋祠路,一条是新晋祠路。这两条路都连接着太原城区与千年古刹晋祠。新晋祠路是20世纪末开始修建的,它更加笔直,沿路的村庄更少,开发的成本更小,从市区去晋祠的效率更高。近几年,随着太原市城区的南移以及对于汾河周边的开发程度日渐增多,沿着新晋祠路建了一系列太原的标志性建筑,新晋祠路周边的房价也随之飞涨。然而,相隔不到两公里几乎与新晋祠路平行的旧晋祠路却日渐衰败。建国初期,太原被规划为重工业城市,当时盛建的热电厂、化工厂、化肥厂、焦化厂、制药厂都分布在周围,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些重工业厂矿纷纷衰落,而今,旧晋祠路也随着沿途的工厂的衰落而衰败不堪。更加很少有人会记得,旧晋祠路曾经是山西境内一条非常重要的古栈道,它曾经连通着晋中腹地与太原首府,是连通内陆与外蒙古、俄罗斯的重要茶路、票号通路。那条栈道上的村庄名字依稀还提醒着人们他们的重要的历史,比如王郭村、赤桥村、古城营、罗城、董茹等。不久之后,这些村庄也将从太原市的地图上消失,祖祖辈辈在那里生存的人们将在新规划好的住宅小区安住,到时候,更加不会有人记得曾经有这么一条古路。

刘大鹏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当年富庶的太原县会变得如此贫穷,而他可能也不会想到他偶然做了一个梦,梦醒后他称自己为「梦醒子」,借由他的日记全世界管窥清末的太原县晋祠镇一代的人的生活,并提供给后世对那个时代的研究有了更加可靠的资料。

理解(1)

少年时期语文课老师讲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我还特意注意了一下,嗯,真心是两个男人。这个故事叫做「知音」。

之后的人生似乎就一直在找这么一个「知音」。在以学业阶段作为划分的高中、大学、研究生时期,都总会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少不经事的时候,会把「知音」这样的头衔轻易加给任何相处的还不错的人。稍稍年长甚至觉得很失望,那些「知音」们,怎么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

人越长大,越觉得「理解」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自欺欺人。于是每当不小心遇到一个能聊得来的人,不管是爱好一致还是共同喜欢一个生僻的书籍、电影,便如获至宝,然后又渴求在其他的方面你们也能找到「同意」,然后在发现一点点不能容忍的时候,弃之。

再然后发现,当我们向信任的人寻求建议的时候,不管对方多么想要客观公正的给你建议,这个人几乎不可能给你真正有用的建议。大多数的时候是因为他对你的真正处境无法彻底体会。还有时候你会恶毒的发现,所有的人的立场都不会是完全公正的,他给你的建议似乎都是在尝试论证他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或者现身说法来告诉你他目前处境的种种失败的来由之处,但是那个原因并不适用于你,于是现身说法的过程变成了吐槽和寻求你的理解,于是你也失去了耐心,在心里默默的骂,靠,老子哪里有心情来抚慰你失败的人生。

失败的人生总是需要相互论证,相互作为论据的。

有建设性能力的人都藏在暗处使着吃奶的劲儿建设自己的人生呢,哪里有空理你。

再再然后,师姐告诉你,「理解这种事,不存在。」

在朋友关系中,亲密关系中,亲缘关系中,上下级关系中,等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中,似乎每个人都是希望用尽全力使得自己过得更好一点,想让对方「理解」你的前提是,他自己先有一个比较好的处境。

再再再然后,你发现身边的人再也没什么耐心去理解你,你也没什么耐心去理解别人。「理解」的基础简化为一系列的标签,通过标签来理解人,把每个人每件事都框定在一定的符号体系和框架之中。保持「玻璃」感的透明状态,看似亲切,实则冰冷无法亲近。每个人都成了无法入侵的「玻璃」人,胸膛中还要自带一颗「玻璃心」。只有在午夜梦回,或者电影院黑灯瞎火的时候,才敢默默流泪。嗯,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呢,于是我施舍了一点点同情心。

再再再再然后,你发现年少时期爱过的男孩子们对你的所谓「理解」,不过是青春期里面自恋式的美化而已,透过模糊的符号你们得出了丰富的意义,而那些没有说出来的部分你认定是「理解」,现在你觉得也就那样,也许是因为自己当时的理解能力太欠缺,也许是内心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是每个人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

可是人生中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你还是体会到了真正的「理解」,但是也因为你心高气傲不懂爱不懂自己内心真正所求,也把伤透了他们的心。人生轮回,在近而立再有缘分碰到一起的时候,你们都在叹惋为何那时候必须要把事情搞砸当时才觉得爽了,当时若是不搞砸也不会有今天的你们,但是面对茫茫人生,你们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过去,人生再也不会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重新做一次选择;而未来终究不可期,年纪越大心里其实越清楚「理解」之不可能,可是心里还是会放不下一些执念,似乎这些年的拼命和漂泊就是为了可以熟睡在一个懂你的人身边,在你终于变成了可以「配得上」他的人时候,他早就飞赴新的人生旅程了。人生的最无奈莫过于,生不逢时。他爱你的时候用尽力气你却没茫然无知内心有其他非去不可的追逐;你终于懂了爱他却已经采纳了新的游戏规则,然后告诉你,「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可是你心里并不为他开心,你知道他如此选择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无奈,然而,曾经的少年如今眼角已经布满岁月的纹路,「再也回不去了」。

再再再再再然后,你会发现、懂得并接受,其实可以用钞票能解决的了的,都不是问题。然而你们已经渐渐都习惯用钞票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些解决不了的,就被认定是「无法解决」。自己无法理解的,就是不好的,或者错误的。钞票能解决划为下限,自己认知能力范围的划为上限,并在这个心里舒适区内,直到很远很远的未来。然后用接下来的生命,去验证这个合理范围的合理性。

长进(1)

前几天跟@四分之三 闲聊,我们谈到《百变大咖秀》,再谈到大张伟。他说,他特别喜欢现在大张伟的状态。83年的大张伟,今年刚好30岁。看着他在台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没完没了的样子,没什么好怀疑的,这就是一个30岁男人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样子。

1998年,大张伟15岁,已经唱出了《放学啦》、《四季歌》;1999年,推出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从此我的青春期的中学寝室里面,满是「别理我/烦着呢/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这个比我大一岁的大男孩,给莫文蔚写了《消灭》,然后杨乃文翻唱了《静止》。他在《静止》中唱:「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渡过末日/空虚敲打着意志/仿佛这誓言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有点小颓废小叛逆并且有点小思想,那个时代《萌芽》与《新概念》盛行,港台流行音乐还在酸得掉牙的时期。在《泡沫》中他唱:「憧憬像飘浮的泡沫/光映出灿烂的颜色/可却没有照到我/全世界的雨打到我/我的梦早已湿透了/瞬间被淹没」,这首歌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草莓声明》,那时候他才18岁。2005年我听到Cold Play的《Fix You》,一下子就想起了《泡沫》,两首歌的在韵律和情绪上颇有点神似的味道,前半部分缓慢的情绪铺陈,后半部分借由乐器的节奏来将歌曲的情绪推高,只是大张伟没有用华丽的假声,而只是用豆大般雨点坠落的打鼓与贝斯来作为结束。

2006年,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名博「不许联想」的博主)公开倒花儿,称花儿的作品有严重抄袭之嫌。至此,花儿乐队的公众形象一路下滑。曾经伴随着「85前」青春期的花儿乐队,开始「洗剪吹」的造型,然后是《喜刷刷》等口水歌曲的在神州大地大街小巷走红,在KTV开场活络气氛的时候,通常都会来一首《喜刷刷》。我想在之后认识花儿的人,可能很少有人听过《静止》、《泡沫》,很难相信那个青春期里面忧伤、叛逆并且才华满溢的大张伟,会和《喜刷刷》以及《百变大咖秀》的大张伟有什么关联。

毁掉我青春期的还有一个歌手,那就是朴树。

1999年,麦田音乐推出朴树的第一章专辑《我去2000年》。他最为人所知道的作品《白桦林》甚至上过央视春晚,而《那些花儿》则成为一代人青春之代言。但是如果你仔细听过《我去2000年》这张专辑,你会听到一个更加孤独,甚至暴躁的朴树。在成长面前,他是那么的不安、不知所措,只好通过唱歌来舒展。

在《希望的田野上》里朴树唱到:「你的生命她不长/不能用她来悲伤/那些坏天气/终于都会过去」。在《旅途》中朴树唱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 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高中多少独自挑灯夜战的日子,朴树的歌听到泪流满面。

2003年,已经是「华纳麦田」的原「麦田」将《我去2000年》再版,取名「珍藏版」。除了增加两首歌之外,最大的变化是将经典曲目《那些花儿》重新做了编曲。新的版本编曲增加了木吉他的和旋,原有的周迅的喘息声音被删除。大约是同一时间,台湾歌手范玮琪在其专辑《真善美》中翻唱了《那些花儿》,当然,知道朴树与周迅故事的人们,会更加留恋朴树的两个版本。歌手们幸福之处也在于此,在他们生命中发生的短暂故事,哪怕仅仅是经由一点点和声中的喘息,也能如此深刻的融进很多人的青春期的记忆之中,并意外的成为青春的墓志铭。

同年,华纳麦田推出了朴树的第二章专辑。这张专辑中,暴戾的朴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幸福朴树。他说「傻子才悲伤」,并且在《她在睡梦中》诉说着的他的幸福。

专辑《生如夏花》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且听风吟》:「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这首歌还在诉说着一个诗人朴树,只是他开始内心渐渐平静,偶有涟漪,且听风吟。

年纪渐长,有时候想起年少时候发生的事情,会觉得好像是做了一场辛苦的梦,也酣畅,也深刻,可是再也没有心境去那样打磨一段岁月了,甚至觉得太「甜」了,以至于有点腻,有点too much。

像@四分之三 说的那样,那个在台上放得开,逗大家笑的大张伟,我觉得挺好的。对他来说,《幸福的旁边》和《草莓声明》也是年少时期做过的一个梦。那个梦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投入,那么凛冽的忧伤。可是那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恰恰让我们明白,在那些腻歪的忧伤过后,我们一定要幸福,嘻嘻哈哈的乐观向上的吃货才是宽和喜乐的人生走向,才是一个男人有担当,有胸怀的样子。相比较而言,被你们捧上天的李宗盛的《山丘》我觉得真的,toooooooooooooo much。一个男人一辈子用一个调调写歌,年轻的时候读懂谁,年老了还在读懂谁,不免会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年,都没什么长进呢?

更别说,从《伤心地铁》唱到《童话》的光良,请问您一万年不变是么?

从这样看,少年的时候爱窦唯,王菲唱《不变》唱《眷恋》;当了天后可以勇敢的牵谢霆锋的手,然后唱《迷魂记》;然后退出歌坛,之后再出来赚钱,没什么不好,在春晚唱现场走音也没什么不好,这就是一个女人一生应有的状态,自有其流向。到现在,每天在微博装傻卖萌各种傻妞,真让人觉得,不当天后了没什么不好,自己过得幸福,自己的人生有所依托有着落,在各种人生角色中站稳脚跟,才是最有力量的。

在湖南台《中国最强音》的舞台上,流行音乐界教父级的选手罗大佑把曾一鸣说哭,他说曾一鸣你30岁了还站在这个舞台上blablabla,那些严厉的批评就像是在送给每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我们为什么此刻还站在这里,没什么进步。最后一集,罗大佑问年过30初为人父的刘明辉选择唱歌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刘明辉回答完之后罗大佑没有继续问下去。其实,58岁罗大佑才当上爸爸,对他来说,答应来当评委也许并不意味着他热爱音乐有传承的责任感,或者仅仅是因为因为当上了爸爸,他肩上的担子才厚实起来,虽然奶粉钱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然而却并不能像以前理想主义的活下去了,他问刘明辉的问题,不过是自己身上的反射而已。

当然在我看来,我并不会觉得走穴挣钱的罗大佑就会有愧于他曾经写下《闪亮的日子》、《之乎者也》、《美丽岛》等华语经典音乐的身份,对他来说,开始走穴挣钱是一种进步,跟我们看到从青春期的死寂中走出来的大张伟是一样的,我想,人生绽放光芒的方式,一定不止一种。

28岁说(9)

在写一个报告,在将最基础的部分做完之后,想要将这些离散的内容有机整合的时候,发现自己使足了劲儿也翻不过去。

思维的瓶颈。

这样的瓶颈一方面是受限于自己阅读量的限制,知识积累有限因此无法做到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可能来源于固有的思维定势——近三十年养成的习惯性的思维,在面对知识结构不如自己的人的时候,可以作威作福一下;遇到比自己能耐大的人的时候,内心比谁都透彻自己差距几何。但是自己对于自己的想象比实际能力高,想要写出一篇好报告的时候,只能在图书馆踱步,自己跟自己生气。

已经想好的结构,备好的摘抄,却没法一点点的如同水纹荡漾开去,只能机械的波动。

曾经一度对于自己「能力的边缘」既兴奋又恐惧。「边缘」其实在这几年不断的拓展。尤其是还能轻易不断验证自己「能力的边缘」的可行性的当下,对于未知可能性的探索就停了下来。可是内心却对所谓「更好」有更清晰的认知,只是能力还不可及。更多的时候,发现自己曾经仰望的太高的偶像也不过如此的时候,更加自满的想要停下来。可是,不成体系的思维模式,遇到现有知识的储备量不足的时候,习惯于对自己诚实并且有判别能力的我立刻崩塌。

我不擅长做一个创作者。所以我给自己定位「记录者」,「倾听者」,「阐释者」……但是并不代表我不想去创作。退而求其次之后,能力仍旧不可及,就对自己非常生气。

经常像看笑话一样看到别人黔驴技穷的思维边界。现在呢,当被笑话的人终于变成了自己。

虽然我看到很多名教授一辈子都没有一套成型的思想体系,一辈子也就是对别人的理论和方法论生搬硬套。可是当曾经仰望的人的思想体系被自己踏遍,然后又觉得不「足以」的时候,那种文人的会引述会背诵的「花拳绣腿」,也不再能有任何的快感。

人还是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想要的生活之间,最好要建一个回归模型。

我的另一个问题是,不能对别人的「能力的边缘」太过苛责,更不应该有因为自己可以看到别人的「黔驴技穷」而有幸灾乐祸的想法。要去理解每个人最深刻最具体的处境,每个人所无法翻越的,绝不仅仅是我所看到的那么一小片事物。

内心可以清高孤傲,但是做人做事必须脚踏实地。

昨晚在讲堂看了《蒋公的面子》,其中提到发文著书的事情。刚才google了一下,是曾经在北大、中央大学执教的黄侃教授所言:「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这一点师兄也曾经提过。我现在的年纪虽近而立,但无论读书还是阅历终究还是积累甚少,因此可以稍稍宽慰些。

初夏的雨夜,广州淅淅沥沥的岁月扑面而来,竟不舍睡去。

幸福生活的可能:第一次读书会小记

2013年跨年叫了一堆人一起吃饭热闹,然后一群人又去按摩,在新年充满希冀与热望的凌晨,几个人聊得兴奋异常,于是我在微博上写下「梦想照进现实」,这也是读书会的缘起。

之前也听闻有一些读书会的存在,但是似乎任何「非正式组织」的存在都非易事,如同兴衰交替的古代王朝一样,有初诞生的欣欣向荣,也会有厚积薄发的兴盛繁荣,当然也会物是人非的衰败凋零。

不过「做」比「想」来的实在。不去想能办多久,只想着能把多年阅读中的经典分享出来,也许是自己阅读经验范围之外的遗珠之憾。想着如此能扩张一下自己的阅读范围,哪怕是增加一点点从前所不具备的审美能力,也是好事。

恰逢第一期是那丢师兄大寿,于是基本上是那日一起按摩的朋友,大家一起聚起来读书喝酒,争论不少,当然更多是彼此人生经验的分享与倾听。倾听,有时候比倾诉更有力量。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讨论自杀?

在大家羞赧的谦让之下,第一期就由我来主讲。我选择的书是吴飞老师的《浮生取义——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为方便对比,并且对于这本书的阅读有更为符合中国语境的理解,我特意带了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作为对比来进行阅读的串讲。

关于《浮生取义》与《自杀论》:

这两本书都是研究自杀的著作,然而对比来看却有诸多值得深究的有意思之处。

研究范式:

《自杀论》是一本定量研究的著作,主要是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定量研究的路数。

《浮生取义》是一本纯定性研究的著作,以人类学的视角接入到对于一群人同一个主题的事件的研究之中。

资料收集方法:

《自杀论》主要是靠从政府、地方志等获取数据的方法来获取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之内的数据。

《浮生取义》则是作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与诸多当地的不同类型的进行深度访谈等,来获取一手访谈资料的。

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对于自杀的研究:

前者是百年前对于欧洲的宏观研究,后者是千禧年之后对于中国某个县的自杀现象的研究。

在此却要注意的是欧洲与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的分野。

研究结论:

《自杀论》认为看起来完全属于个人意志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产物、被社会事实所决定。而且,这个现象可以被经验的描述出来。这本书也此成为社会学里经验主义/定量方法论的发轫之作。且,以百年后的社会现状来看这本书,其最大的贡献也主要在其方法论方面的共享。

《浮生取义》看起来更像是在描述一个普通中国人(更具体的来说是河北某个县城的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他们的「生」是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放弃「生」而去自杀,以「自杀」这样极端的事情来描述「生」。

于是,讨论自杀本身就成了讨论「生」的问题。我们只有了解到人们为何要去「自杀」,也许才能更加能了解他们生活中最难捱最痛苦的部分是什么?当然,童年有着农村生活经验的我,对于那些所谓的「生活内容」的场景更加熟悉,在读了《浮生取义》之后,才终于对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有了基于中国文化的了解。

那么,对于一个中国河北农村的人来说,他的生活内容是什么呢?是「过日子」,是「慈孝」,是「礼义」,是「脸面」,等等等等,每当他们有一项没有满足社会成规的期待的时候,可能会带来种种隐性的「社会审判」,如果他们不能出走,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往往是与命运一搏,用自杀的方式来进行「道德博弈」,即作者所言的浮生取「义」。

以《浮生取义》来看柴静《看见》中《双城的创伤》一文,会对当时那些连环自杀的孩子们有着更深入的理解。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和城市的自杀是否会有大差异?中国和日本的自杀率会有大差异?相关的文献我没有去仔细研究过。但是我想,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杀行为的理解,如同吴飞老师《浮生取义》中的研究范式一样,应该从文化学的观点去理解自杀的动因等,才能真正揭开一个社会中「自杀」的真实原因。而对于农村和城市中「自杀」行为的研究,当然会不同,农村和城市之中引起自杀的原因应该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考虑到中国当下城市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农民脱离他们居住多年的土地并不是一件住所有所变化那么简单的事情,农村生活中基于村庄的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习俗都在瞬间瓦解,软性的如「过日子」、「慈孝」、「礼义」、「脸面」等从前是这些人(包括我自己)的全部生命内容,如今要么是彻底消失,要么是简化等,在他们曾经的「全部生命内容」消失或者意义被削减之后,这些人的人生状态会有什么变化呢?正面的、负面的协同效应会是什么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些还仍旧鲜活的农村「自杀」现象的研究就弥足珍贵起来。这样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一种中国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自觉或者不自觉状态之中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这样的状态的「标本」式的记录,更加在于这个标本所揭示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虚空」生活的所指:我们几千年来因为要保持基层社会稳定,农村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中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道德观念、风俗旧习等等,在极端的时候会成为人们结束他们生活的起因,当然,大多数不极端的时候,却是他们生活的主要以及唯一的内容。当这些内容因为他们生活的村庄被占据而他们不得不「上楼」之后,他们的生活应该如何应对?

年前曾经去到四川进行定性访谈,「留守儿童」成为我引起我关注的一部分人群。这些孩子的父母为了家庭生计外出去广东、江苏或者新疆打工,留的这些孩子在家里。父母给他们买手机或者电脑作为不能陪他们生活的补偿,然而当他们离家之后这些留守儿童们就开始疯狂的打游戏,爷爷奶奶也管不住。当然,对这些孩子来说,因为家中已经没什么耕地,目前生活的城市也只是他们暂时居住的地方而已,因为在家乡生活和成长,生活和教育的费用都较低。可是当他们具备劳动能力之后,一般而言因为他们少年时期大都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也会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外出打工。可是,他们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耳濡目染的农村的文化熏陶却与他们未来要经历的城市生活毫不相关,此即「断裂」。

《浮生取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真实的华北农村人生命状态的真实图景,这也许是几十年正在经历剧变的中国社会的真实人生缩影。

第二部分:幸福生活可能吗?

以「自杀」作为极端的推理方式,让我们来想想「生」的终极目标:幸福生活。

按照吴飞的观点时, 只有在「家庭」这样的场所之中,顺着人生生命历程而不断的往前推衍,结婚,生子,事业有成,祖父,祖坟,简单来说就是「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若是不是特别不幸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挺幸福。即使过一生每时每刻都觉得不幸福,但是到快死的时候想到这一生房子车子妻子孩子都有了,应该也会骗自己很幸福。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别折腾了,还是安生过日子吧。」然而,所谓的「过日子」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是《浮生取义》之中关于「浮生」的那些内容吗?

关于「幸福」从来都没有定论,自然应该是「我愿意」且「我能行」才能「幸福」,两个条件缺一幸福都不可。

师兄说,在他的人生中,包括功名利禄在内的外在因素对于他的「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而内心的自在与充实才是「幸福」之根本。这个回答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面前基本上没什么实在的指导能力,更多的时候,幸福是非常细碎非常具体非常不知所措的指向,但是幸福不幸福,却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难道说白了,「幸福」与年龄和生命历程不断推进呈现正相关关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谁也不想如同想要临死总结的时候才说自己幸福,「幸福」必须是当下的,此刻幸福了,才算「幸福」了。

「幸福」是横亘在每个人每分每秒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我幸福吗?」、「我如何才能幸福呢?」

其实是否选择由主流社会所定义的「应该」的人生,并不是同性恋群体独自的惆怅。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主流」面前,「少数群体」多了去了;就是是在「主流群体」之中,人生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想去当总统当总理,有人的理想就是大卡车司机或者入殓师,但是人生真相就是,你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你总有更加想要去做的事情,更加想要去过的人生。所以并没有绝对的「弱势群体」一说,只有你内心是否有一个无法抑制的愿望,有一种想要将其实现的人生。

我有对于幸福生活具体想象吗?如果我们几个可以称之为「我们」的话,那么,「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一样的所指吗?

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更多的是对于「优秀」的崇拜,总是有人给你灌输这样的价值观「只有等你优秀了,才会有人爱你」,或者「优秀的人才能有资格去获得幸福的人生」。是的,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优秀」和「进步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代。当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要怎么过的时候,迷失方向的时候,只要你告诉自己,我必须变「优秀」,如此我才能「幸福」。可是人生之中有数不尽变不完的「优秀」需要你去变,生活的面目有千万种,但是你却只有一个,此时此刻,你也只能前往一种人生,你要往哪一种呢?

你总不能总是骗自己,就是「优秀」的那种,或者「幸福」的那种吧,如果你还没有搞清楚「优秀」和「幸福」是什么,「优秀」和「幸福」是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死循环。

读博士期间读了不少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书,其中对我影响比较大几本包括《金翼》、《祖荫下》,以及吴飞老师的这本《浮生取义》。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我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的具体,在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之前,我们就被赶着往前跑啊跑。前几天跟某老总聊天,他说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国,是抢资源的时代。举个例子来说,在北京,如果你想住在四环内,那么2010年之前不住进去,之后想要住进去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80后的一代大都是还没搞清楚资源是什么时候,资源就已经被抢完了。

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说,中国家庭的终极梦想是实现「大家族」的梦想,在枝叶繁茂的「大家族」的庇荫之下,个人才能活得幸福。

很多同性恋在之后又选择形婚或者干脆结束他们的同性恋人生,而走入结婚生子的道路,也是通过家庭的方式来避开种种的社会压力,或者多年的心灰意冷的人生经历让他终于需要回归到家庭这种稳定的社会单位之上。

最终我们也没有能够在「幸福生活」这件事情上有什么结论。走在依旧寒冷的北京夜色之中,zimo跟我说:他越来越觉得同性恋之间的爱情就算是真的有,真的可以持续,那么似乎这么美好的事情也只能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也很难发生在他身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似乎只能是痴心妄想,爱情反而成了诅咒。

然而,成长就是这样一件年纪越长,从前对于美好生活的幻想一件件开始破碎的过程。不过,无法选择的是,不管哪些破碎了,你都要用所有的力气将碎片重新粘合,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以「自杀」的方式来作为反抗,或者宣布「Game Over」。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吴飞的观点,没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的事情了。

以《浮生取义》之『过日子观』浅谈同性恋的人生状态。

挺早之前就买了吴飞老师的《浮生取义》,因为书还特别跑去有他的课堂去见其人,讲的是亚里士多德。我不懂哲学,更加不懂西方哲学,然而在上课的过程之中我一直无法将这本书的作者与讲台上的老师建立起直接联系。比起他的课,我更喜欢他的书。

有人说无非的书写尽了中国家庭的道德游戏,而自杀不过是在用自己的道德资本进行道德博弈的过程,这样的一本人类学著作,在诸多案例的清晰脉络的清洗之下,竟然如此流畅动人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已然过时,且完全定量的分析范式多年来让人眩晕,在吴飞这里,中国河北某县城的自杀不再是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结构性失范』,而返回到我自己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而对我童年、少年以及当下的生活进行一次道德语境下的大梳理。

吴飞在《浮生取义》之“过日子”一章提到:『和bare life一样,过日子这个概念中同样不包含任何附加的好坏善恶,是每一个活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一个无法再化约的生活状态。……过日子的状态,并不是西方那个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不是通过把人褫夺了任何社会属性之后,家丁的一种赤裸裸的生命状态,因而其基本特点就不是神性和罪性的那种结合。在中国人看来,过日子这个过程才是生活的常态,过不好日子的人,就是这个过程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P32)当然过日子的状态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过日子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们总是在过日子的过程之中创造自己的命运。』(P36)所以整本书虽然都围绕『自杀』展开,而其在写作的终极层面却是在围绕『过日子』这一个母题,以平和、缓慢与优雅的方式极尽最为真实的『中国故事』。

从去年开始我写『28岁说』,确实不是想借年龄进行自我炒作,也不是文艺青年式的忧郁爆发,28岁是一个过度的年纪,承上启下却又青黄不接。就是这个年纪,父母双亲开始走入退休的年纪,周遭朋友纷纷结婚生子然后是退去原来的生活,而那些捧着你长大的祖父祖母们,却一个个开始走入暮年。每次我回家见到奶奶,她总是会泪眼沾襟,每次又会站在门口流泪看我拉着行李箱远去。从前我不懂有什么好哭的,现在终于可以体会她知道每次见我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不安不舍的心情。在这样的人生大背景之下,我重新开始理解中国人所谓的『过日子』,将近30年的人生体验都翻出来重新注视一遍,然后才明白什么叫『过日子』。

(此处略去一篇文章,一直想写而没有写的外婆去世。以此来写写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所失去的『过日子』。)

在论述中,大部分的自杀都起源于家庭关系,也难怪吴飞老师认为家庭在『过日子』中的重要程度了。『家庭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而更在于它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这样说,并不是指单身的人就不在过日子。一个没有成家立业的人,也可以说“一个人过日子”,但这其实假定了他生活在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里面。而由于他的家庭没有儿女,难以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一般来说,他很难过的幸福。』(P33)

从这样的书籍之中去理解每天都在辗转琢磨的所谓『爱情』。新浪微博很贴心的推出性取向、恋爱关系的标签,而囿于中国的传统以及现实国情,我们最多也就可以看到『同性恋』+『恋爱中』的标签,然而『恋爱中』三个字本身是触目惊心的,一对同性恋伴侣,究竟要相处多久,才能度过『恋爱』阶段呢?『恋爱』本身所要求的浪漫、不稳定、刺激、新鲜感等都是所有亲密关系容易破碎的关键因素。而在一起的两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将『恋爱』阶段过渡到『过日子』的阶段,那么『恋爱』本身就可能会变成一种让人不选需要燃烧最后身心俱疲又两败俱伤的事情。而在异性恋的婚姻关系中,两个人先是通过绑定双方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之后又由下一代的到来而非常自然的转向『过日子』的平衡以及平淡状态,在有了孩子之后,除非有婚外情、经济因素等变革性不安定因素,在一个家庭中几乎重心都转向了孩子,这也就代表着容易产生冲突的伴侣双方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代,从而增强了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若是想要长久,则应当尽量避免将关系定位为『恋爱中』,而应当顺从的走向『过日子』。吴飞的写作当然是想要推及最广大意义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模式,这样的观点也无大碍,然而比较好的亲密关系在同性恋人群中必定是有可能的,然而『过日子』的方式虽较传统方式有所不同,然而其主旨却不能是花花世界与渺小的内心,关系的双方必须顺利向『过日子』过渡。

其他方面,吴飞也谈到在小群体的『自杀』现象:『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都被认为没有完整的人格,因为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社会群体之外。人们认为,他们的自杀不算自杀,不仅那些确实因为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杀不算自杀,而且这些边缘人因为家庭原因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典型的自杀。』(P162)看来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之中,这些『非正常』的『小众』人群的自杀并不能放入对正常人『自杀』的理解范畴,所有的『非正常』都成为特殊现象,因而『自杀』都不算自杀了。

当然最终,吴飞的写作不仅将最严谨的人类学洞察与社会学推理逻辑层层推进,还在于真实的真实社会之中的『权利游戏』过程与『道德博弈』。这一点吴飞说的很透:『自杀的不确定性的真正原因在于,过日子是一个家庭政治过程,幸福与否不是单个人的事,而要取决于整个家庭生活的好坏。虽然人人都愿意活得有尊严,但人们并不是想有尊严就有尊严的;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一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权利游戏中把生活逐渐过好。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利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论的集中体现。』(142)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柴静的文艺女青年变形记

有一次在口语课上,外教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我觉得向一个外国人介绍『煤海』或者山西因为重工业而污染严重或者假酒案、黑煤窑等实在不长脸,而且从我也不觉得这些能够向他诉说山西。当然我捉襟见肘的英语也没法胜任去介绍晋祠中的唐叔虞祠、唐宋建筑,云冈石窟的造像风格,五台山的佛教渊源,甚至是平遥古城的落寞与晋商的富可敌国。于是我决定投机取巧选取三个人来介绍山西。没有什么一个地方的人更加能代表那个地方了。

我选择的人是,柴静,贾樟柯,以及李彦宏。

李彦宏是所谓的『新晋商』,我不做评述。我所喜欢的是柴静和贾樟柯这样的山西人。贾樟柯作为享誉世界的导演,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是旁听生的身份,凭着《小武》、《站台》以及《任逍遥》的『故乡三部曲』为世界影坛所熟知,用着国外投资人的钱,拍着中国人的故事。2008年,《小武》10年,贾樟柯带着已经大腹便便的王宏伟在北大百年讲堂重新看《小武》,全裸演出的王宏伟的重要部位被遮上了,我再次看还是会泪如雨下。2006年,他凭着《三峡好人》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终于算是修成了正果。

柴静跟贾樟柯一样,并没有多么高的学历。据说在《看见》出版,她才公布了自己的年龄。她生于1976年的山西临汾,据说在北京一直没有买房,仍旧租房子住。与那些脸蛋背景都殷实的美女主持相比,她的成功更加让每个人内心升起希望,尽管念姐吐槽她的感性过多写字冗长,但她的成功一定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而这本书的出版,有邱启明、崔永元等人站台,我们可以看到她的难得一见的好人缘。她没有因为自己出名而被同行嫉妒,反而被接纳被欣赏被接纳,柴姑娘这些年的成长确实是值得我们这些没有背景却怀揣梦想的人好好学习的。

这本书是柴静10年在央视的『工作笔记』,但是这更加像是她自己从文艺女青年到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社会型记者的成长历史。《看见》从她到达央视开始写起,从新闻理想仍旧凌乱的出境记者的菜鸟形象开始书写,10年间她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奥运会,话题涵盖华南虎、药家鑫事件、虐猫事件,以及最拨动当代中国脉动的土地问题、教育问题、艾滋病问题等,从个人的内心质问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反复质询。她在10年反复思考《双城的创伤》中她为苗苗表弟擦眼泪的事情。她在书中如此写道: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事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P54)

她一直在反复强调自己的弱点,与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之间的反复推翻与重建。有意思的是,柴静也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我想那些当年对柴静就这个镜头进行反复质问的人如今再看到柴静的反思,也应该会有一轮一轮的反思吧。

跟好友谈到柴静的成功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跨过去非典。非典她刚进了新闻调查栏目,她马上进入疫区进行报道。她在书中谈到她决定去报道非典之前跟妹妹的对话。

“我问她(柴静妹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而今我们再看柴静的成功,可能会羡慕她的运气,在湖南时期她就有机会当电台DJ,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就可以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而被陈虻看中到达央视之后,她马上就有机会做出镜记者,并且运气是如此之好,大事件都被她碰上了。可是我们就只谈到2003年的非典的话,我真的很想问,当时央视有那么多在编的主持人、记者,有相当一些人已经凭借国家媒体的平台称为家喻户晓的人,你们,当时都死哪里去了?为什么会轮到让一个初出茅庐的丫头来冲击非典第一线?(P28)

《双城的创伤》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

在这个章节中,柴静的自我提问以及反思汹涌而来,我想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这些反思代表了成名后她新的成长起点。比如作为一个记者,为被访者拭泪是应当的吗?当然这篇文章还向我们展示了非常真实却又经常被我们所忽视的『常识』。我们所从媒体看到的『呈现』,很可能只是一部分真相而已。

在《双城的创伤》中,柴静道出了幕后的玄机: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而事实的真相,比『呈现』要复杂很多。(P55)

与这期类比,柴静谈到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

“但是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的神话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纸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个纸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P55)

通常,以眼睛所见经常所以为的真相,在背后常常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剥洋葱式的追寻事实真相之后,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基友的生命经验往往指引和支撑我们发现事实的本身状态。这才有『姜还是老的辣』的感慨。人生总是在新的人生经验与既有人生之间来回反复交换符号意义的过程中,才有不断增长智慧的可能。这也不断提醒谦卑的人类可以不断的进步的可能,人应当对未知抱有敬畏与宽容之心。大到对国家对社会,小到对爱人对自己,都是如此。

柴静说得好:“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P55)

顺便提一句,如果有人对几个小孩连环自杀的动机无法理解的话,可以参阅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老师的著作《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第五章《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中提到艾滋病,提到同性恋,这篇所呈现出的不同立场与个人观察,是我所见异性恋所难有的坦诚与深度,也是《看见》之中我比较喜欢的一篇。

在这篇中,有同性恋,有同性恋的艾滋患者,有同妻,当然也有同性恋的直男直女朋友们。这些人就是如此这样生活在一个社会社群之中,也许隐匿,也许高调,每个人却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无奈与琐碎幸福。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漏。’

在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P87)

在读完人民大学富晓星的博士论文《空间 文化 表演》之后,我给作者写评论,为什么文中没有提到『爱情』?柴静胆子挺大,因为『爱活不下来』。当然你也很难想象,这样的文本会在央视记者的书中呈现出来,如此直白,不转弯不避讳。

柴静也直面社会的不理解,哪怕是要呈现社会真实面貌与底层疾苦的记者面前。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都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都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一轮都没有。”(P91)

事实就是如此。尊重只能是想象的尊重,职业的尊重,不是自己的事情,怎么会切身理解。

柴姑娘,算你狠。这也是我所经历的真实。

《山西山西》这一篇,面试的时间要比其他文章早很久,最初通过电子杂志《ONE》来与读者见面,我想柴姑娘的团队真实够道义,帮朋友到了这样的份儿上。

说道山西,那是我的故乡。山西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在历史上也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地方,从新时期时代到解放战争时期,从华夏文明的成型到新中国的孕育,山西都是不可能被忽略的地方。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煤资源,又地处内陆,『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山西不仅发展滞后,环境污染也是全世界出了名的。

经常有朋友跟我说道去太原下火车总是想被『呛回去』的经历,说道这个部分的时候对方总是当成笑话来说,而我总是默笑不语。如果不是山西人在呼吸着全世界最糟糕的空气,哪有首都以及华北华东的稳定的供电以及由此保障的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我们小时候就被灌输一定要考出去,不要留在山西,然而一旦出来,回去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几天微博叫嚣着北京的空气的质量可以杀人。身为一个在山西太原长大的人,我无法理解你们的吐槽。我从小就呼吸着比这个要糟糕的空气长大,你们所谓的呼吸难受我真的感受不到,不是我肺多么强大,这是在那个地方生长的人所必须练就的本领。

有名的山西人也不少,但是多少人在成名后唯恐与自己的家乡撇清关系,仿佛如果不是来自北京来自上海来自广州,你来自山西就多么给你丢人似的。柴姑娘为山西说话,说了点真话,感谢这些真话,让更多的人了解山西,也希望当局可以重视这个问题,给山西人民一点点也可以享受到国民经济的升腾带来的幸福,也可以知道什么叫蓝天白云什么叫繁星。

每次回家坐火车途径河北过境,从一望无际的平原到纵横山河的千沟万壑,我的内心总是升起一阵自豪感,同时又有点『哀民生之多艰』。“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曾经见过几面柴静本人,听她演讲,或者坐在台下倾听,总觉得这个人虽然犀利,但异常认真。因为认真,犀利就不可怕。并不觉得她有多么高的天赋或者智商,只是觉得她是一个普通人,很亲切,当然也挺不容易对付。

这些年认识的聪明绝顶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很少有人会让你觉得又信任又害怕。

柴静一直保持着写博客的习惯。她坚持写长文,不开微博。我想天赋异禀的人也很多,但是你可能很少见到这么勤奋的人。她写作,她也阅读,她应该还有一个非常良性的朋友圈子,否则柴静也不会是今天的柴静。

从《看见》中,你可能很难觉得她是个多么异乎寻常的人,仅仅觉得,她就是个普通人。

柴静说:“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演戏的人假正经,听戏的人最无情。

 

这次回家,我的几个小时候好友相继结婚。在28岁的大背景下,似乎结婚是无法逃脱的一种宿命。问及原因,好友好不回避:“就是完任务呢。”
富晓星博士的著作《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在书的封底谈到:“人生如戏。表演是同性恋贯穿人生历程的重要生活方式,他表现为眼神在城市空间中的表演情欲,直觉性的营造情境的能力在家庭空间中表演责任和权威,以及性愉悦实践在商业空间中的表演消费。它将‘空间’和‘文化’有效的连接起来……”
从我的几个童年好友的结婚理由来看,他们也无外乎在表演。当年纪大限将至,活在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的现实人生中的时候,所有的表演都是必须的。我并非认为作者的这个结论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我是想说,“表演”这件事情,其实是贯穿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其实跟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人即政治。”我们是活在一个无表演不能活的世界之上。
喜欢王家卫的朋友们一定看过他的两部非常有名的作品,一部是《花样年华》,一部是《春光乍泄》。眼神暧昧与情欲写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只是表演的内容,确实有所不同而已。在一个由主流价值观被异性恋定义的社会中生存,同性恋只是不得不做出更多的表演。从这个角度而言,身为一个同性恋,确实比异性恋更多的要参与表演,甚至有时候演的出神入化到内化成自己价值观的一部分,连自己都忘记了自己在表演了。
作者深入了中国同性恋非常现实的语境,深入探讨了“形婚”、“同妻”、“MB”等问题。做了非常详实的文献资料梳理以及访谈、田野等。可谓下了苦功夫。本书在以下几个地方做的相当出色,值得同性恋亚文化研究者以及同性恋人群自己来研读。
1.沈阳乃至东北的同性恋空间的形成、布局以及衰落。如同学者赵鼎新的研究那样,作者通过访谈与田野来总结沈阳城的“点儿”的空间想象。
2.从同性恋的生命历程来解读同性恋。曾经同志网站飞赞网有人写过一个帖子《同性恋的人生结构》来大致总结同性恋一生的会遇到的问题。作者从同性恋的出道到衰老(结婚)等探讨同性恋的人生历程,比李安的《断背山》更加直接的给出了自己对于同性恋一生的看法。
3.中国语境中国同性恋的爱与罚。这包括孝与婚姻。作者直接对话已婚同性恋、同妻,甚至老年已婚同性恋等,作者通过不同处境、人生历程等来直面同性恋的人生难题。
4.同性恋少数人群的研究。在同性恋中,还存在一群“少数人群”,那就是MB、异装癖等。这些人在媒体上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成为人们猎奇的地点,但是作者笔下却将这部分人还原为普通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苦难与生命困惑。
可是我本人作为一个同性恋,当我自己所处的群体被当成调研对象,而且我自己有更加深入的代入感,我的不够长的人生也几乎是在对自己进行探索,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对于同性恋本身进行探索。对于我自己,对于跟我一样的人,我充满了好奇,并且也非常想要知道未来应该何去何从。作者作为一名女性,异性恋,似乎在很多问题上无法体会到我这样的同性恋的切肤之痛。
绝对不是批评,我想,如果作者继续这个话题的研究的话,尤其是以人类学的学术思维作为研究入口的话,我希望未来能看到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
1.深入到文化语境中,东北文化中的同性恋,与中国其他地方文化中的同性恋有何不同?这些又如何反映在“空间”、“消费”、“表演”等同性恋文化与人生结构之中?
2.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对同性恋文化的冲击到底有哪些(尤其是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是否会存在年纪较大的同性恋仍旧活在从前的生活方式中?如果他们也迅速转向网络,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主要动力有哪些?
3.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而言,同性恋的“表演”在不同的阶段有何不同的特点?除了作者文中提到的传统束缚之外,新的交往关系与交往模式之下“表演”会有什么特点?
4.LBS技术兴起之后(如Jack’d软件等),作者讨论的同性恋的“空间、文化与表演”又会有什么新型问题?
最后,如果作者能看到拙文的话,我想问问作者,您在书中几乎没有谈到“爱情”。请问您做了如此多的访谈、田野,见识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很多同性恋之后,您如何看同性恋的“爱情”这件事?
生活不同于做学术、写论文。虽然我们都清楚,深刻的看清楚一件事情与解决一件事情的能力并不相关,但是身而为人,对自己正在经历的人生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解却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它能帮助我们确认现在,从而我们在未来才会活的更加坦然,也更无悔。因此从终极意义而言,生活与做学术一样,都要脚踏实地,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之上。
这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对于中国同性恋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好书。感谢作者。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将书中最后得到的结论的结构敲出来如下,希望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找来读。

结论
一、作为“公领域”的家庭空间
1.隐性“婚”是对制度婚的策略性实践和文化性适应
二、作为“私领域”的城市空间
1.“点儿”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建构能动平台
2.改革开放为同性恋群体提供空间设置的意义分类
3.市场经济扩展同性恋群体互动的空间类型和数量
三、作为情感和身体消费的商业空间
四、表演生产文化表征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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